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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聚焦“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和认定”之专题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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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9 16:30:12 |显示全部楼层

        专题一:知识产权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司法审查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各位上午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专题的研讨。首先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有幸参加第三届“三知论坛”。“三知论坛”在各方的努力下越办越精彩,选题也是越来越深入,记得去年也是在这儿讨论了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问题,今年我们把议题聚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与认定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经常遇到但也经常产生争议及新问题的领域,所以这个选题应该是切中了当前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重点.今天有诸多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审判一线的资深法官与会,可以预见今天的这场知识盛宴一定会精彩纷呈。


       本专题是关于知识产权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司法审查与认定。我们知道任何一项证据要能够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也就是具有证明力,那它必须具有三性。而其中合法性审查是最关键的一关,因为没有合法性那它是否具备证据的资格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去判断它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了。关于合法性问题的难点在于,一方面合法性的标准是一直在变化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995年最高院的一个批复到2001年的证据规则,以及到2015年的民诉法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一直处于变化中。另一个方面是司法实践中关于电子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和难题。记得去年11月份我在参加上海东方公证处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公证业务研讨会时,一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公证处可不可对通过翻墙软件获取的网页进行公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应对性的作了回答:公证处毕竟是代表国家来行使公证职能的证明机构,对这种突破了国家管理性规定获取的网页要进行公证的话还是谨慎为宜。这个回答针对公证处这一特定主体应当是合适的,但是,假如这样的证据真的放到法官面前,需要对其合法性进行判断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进行细细思量和深入研究的。所以说今天的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接下来有请主讲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蒋中东庭长发表主题演讲。


         蒋中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谢谢主持人。我要和大家交流的是关于知识产权电子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与认定。

        首先,我要讨论的是民事诉讼中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依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首先要区分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从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在质疑证据的合法性时,往往会提出以下一些理由:一是取证主体不合法,比如保全公证的申请人系案外人;二是证据形式不合法,比如域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或外文证据未作翻译;三是证据形成过程不合法,比如陷阱取证,即引诱他人实施违法行为而形成的证据;四是证据取得手段不合法,比如取证时使用了违法的窃听设备,或者侵害了他人的商业秘密。


        对于取证主体,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这主要是出于避免公权力滥用的目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不会仅仅因为取证主体并非当事人而否定证据的合法性。虽然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外文翻译等做了相应的规定,但细究其立法目的,并不是因为此类证据在实质上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为了给法官审查证据的真实性提供便利。对于法官来讲,域外证据是怎么样形成的,外文证据的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相比较普通证据的审查难度更大,因此需要通过公证认证手续或有资质的翻译机构为证据的真实性背书。未达到这些形式要求的证据,并不是绝对丧失了证据资格的非法证据,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充提交公证认证手续、翻译件,或者提交印证证据等方式进行补强,因此称之为瑕疵证据更为贴切。


        通过违法手段形成或者取得的证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也就是民诉法解释第106条规定的对象,即“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这些证据没有证据资格,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从1995年最高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到2002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再到2015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从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到,立法对非法证据的“容忍度”在逐步提高。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理论依据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之所以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是因为伪造的证据或者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无助于甚至有碍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违法取得的证据,并不一定不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相反,还有可能具备高度的真实性和关联性。由此可见,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其价值目标主要不在于发现案件真实,而是其他。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来看,首先是为了在刑事诉讼中限制警察权力,保护公民的人权。也就是说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法律优先选择了后者。由于发现案件真实与证据合法性所追求的其他价值目标往往相互冲突,因此法官在评价证据合法性时,需要在发现真实的目标与违法取证所侵害的法益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如果违法取证侵害的法益较小或侵害程度较为轻微,法官基于发现事实的需要,可以认定该证据并非非法证据。这也是民诉法解释将非法的标准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修改为“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因。


        第二个要讨论的是关于知识产权诉讼中常见的电子证据合法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未经公证认证的国外网站信息或邮件的合法性问题。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1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应当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但在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域外”和“域内”并不存在清晰的物理分界线。法律规定公证认证的手续本意是便于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从这样规范的目的出发:1.对于当事人在域内正常上网取得的域外网站信息,由于根本不需要借助于公证认证的手续来给它的真实性进行背书,而且取证用的电脑终端就位于域内,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类证据应该是域内形成的证据,无需适用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的规定;2.当事人在域外上网取得的网站信息或邮件,虽形成于域外,但如果在域内也能正常访问获取的,可以通过当庭的勘验等方式来弥补缺少公证认证手续的缺陷;3.对于域内无法正常访问的网页或邮件,当事人在域外取证后,应当履行公证认证手续,来确保真实性。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通过翻墙软件获取的网页或者邮件的合法性问题。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争议很大。“翻墙”取证是使用提供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的软件,绕过相应的IP封锁、内容过滤、地域及流量限制等,实现对域外受限网站的访问。对于此类取证方式的合法性,目前争议较大,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根据上述公法上的禁止性规定,“翻墙”取证显然属于违法行为,据此取得的证据亦属非法证据。我们认为,虽然民诉法解释第106条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之一,但是,“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一是此处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还是广义的法律?如果是狭义的法律,那么应当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上述暂行规定只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如果是广义的法律,则还可以包括行政法规,但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层级过低,无论如何不应被纳入此处的“法律”范围。其二,此处的“禁止性规定”如何理解,法官在适用时有无利益衡量的空间?如前所述,由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中各种不同目标、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这种特殊性,法官在评价证据合法性时,应当在举证人的合法权益与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当然,公法上的禁止性规定保护的不是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往往是某种法律秩序,涉及国家、社会公众的利益,但即使是此类利益,也存在轻重之分,也应赋予法官衡量的空间。在“翻墙”取证情形中,不得“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规范网络秩序,维护网络安全及其健康发展。特定当事人基于证明案件事实之需要,使用VPN方式进行国际联网,仅仅是为了获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网页、邮件等证据材料,并不会冲击上述规定立法目的的实现。虽然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在域外公证保全并公证认证的方式进行举证,但整套流程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过于高昂,对于举证主体而言负担过重。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证据系“翻墙”取得就认为属于非法证据。


        第三个方面是使用Telnet命令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在近几年出现的一些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系通过使用Telnet命令远程连接他人服务器获取反馈信息的方式进行取证。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擅自通过Telnet方式访问目标服务器的取证行为属于黑客行为,相当于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拍照取证,不具有合法性。我们认为,这种方式虽然能够远程连接目标服务器,但与进入他人家中拍照取证不具有可比性,该行为并未对目标服务器造成实质性影响或伤害,获取的信息也仅仅是包含软件名称、版本等内容的简单信息,未侵害他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因此属于合法证据。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谢谢!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蒋庭长对电子证据的合法性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梳理,接下来有请第一位与谈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纪格非教授,大家欢迎。


        纪格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非常感谢会议的邀请,非常荣幸与各位专家学者交流。刚刚听了蒋庭长的演讲,深受启发。


        首先我们看到他是在民事诉讼法总体的框架下研究的。刑事诉讼的证据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制是不一样的。民事诉讼对证据采用的是更宽容的态度,比如关于取证主体的瑕疵或者证据形式上的瑕疵,不会导致证据不合法而不被采纳。瑕疵的证据应当是通过证据的真实性去补正它的瑕疵的,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从取证来说,国外在民事案件中证据合法性的认定上只是指证据的程序和取证手续的是否合法,不包括主体或者证据本身形式上的不合法。我国民诉法关于证据本身有形式上的要求,而在国外的立法上根本没有证据形式上的概念,只要不影响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都可以使用。所以这点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对于取证主体的瑕疵问题,这个我也同意蒋庭长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并不是所有的法院都能接受。取证主体的资格本身不会影响证据本身的采纳问题,比如说私家侦探的证据,很多法院不会采纳的。但私家侦探的企业资质经工商核准登记,是合法的营业者,那么当事人要调查取证,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权利委托给他们来行使?这些问题在知识产权领域也会有所体现或反映。对于知识产权领域涉及到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取得的证据,利益衡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至少在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这样的国家,利益衡量是法官在决定是否采纳民事案件中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时,非常重要的考量问题。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考虑采用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然也要适当考量这种取证方法本身的必要性,即不用这种方法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取得这样的证据;关于采用其他方式的可能性,比如说如果采用全部公证的方法,成本会非常的高,当事人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成本。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界定非法手段本身严重侵害他人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种禁止性规定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通过翻墙软件取得的证据,那么这种翻墙软件,访问限制的立法主要目的是什么,是针对取证行为本身还是针对保护社会秩序,比如健康的网络环境。如果说这种法律本身的规定针对的并不是取证行为本身,那以法律有禁止性规定为由而限制这样的证据使用,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和初衷。非法取证的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与本案司法人员通过该证据所进行公正审判两者之间要进行利益衡量。如果一个案件没有该证据导致当事人无法通过诉讼维护合法权益,或者如果法院没有该证据就难以认定整个案件的事实的结果;而与此同时,这种非法取证行为相对于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是非常严重的损失,比如财产上的损失、名誉上的损失或是进入刑事追责的程序,那么用这种利益衡量方法得到的这种证据是可以采纳的。个人认为,一方面对于所谓的非法取得的证据要有一定宽容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对于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如果给对方造成的财产上的经济上的损失要追究相应的责任。非法取得证据如果对案件事实确实有帮助的,在取证过程中既没有采用肉体折磨、又不存在精神迫害等方法的话,法官应该会采纳。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谢谢各位。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纪教授承接了蒋庭长提出的一些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比如讲到的调查公司,既然工商部门已经核准了其可以作为经营主体从事服务,为什么其所做的调查还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接下来有请第二位与谈人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姚兵兵。


        姚兵兵(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庭长):


        蒋庭长梳理了涉及到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电子证据的合法性的审查。从诉讼的角度或者说从法院审理案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审查证据,通过证据来认定事实,然后依据法律作出裁判。现代司法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即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样来看对证据的审查是对整个案件的最基础、或者是前提性的审查。基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证据形式如何进行合法性审查,这类问题在司法实务中遇到的特别多。就电子证据而言首先要了解证据如何形成,即是基于技术带来的,还是基于其他手段或者目的。民事诉讼中的主体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完全不一样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一样。民事诉讼是通过当事人自己完成举证。民事诉讼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合法利益,当然可以利用只要不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来获取证据。我觉得这在司法中都应当通过合法性审查。刚才说到目前诉讼中争议比较大的是远程登录取得的证据的形式,这种证据形式确实在司法中存在一定的争议。远程登录的手段,其来源是否合法,这个是要在诉讼中举证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认可这种方式的。


        在诉讼中经常会有当事人提到手段是否是正当的问题。这类情况主要是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或证据表现形式有缺陷,导致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还有就是因证据外观形式的缺陷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据。对于这类情况若是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比较隐蔽,权利人为了维护自己正当的知识产权通过所谓的“非法取证”获得的证据的话,我们对这类证据也是认可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当事人取证行为是否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所取得证据的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从我们目前把握的合法性审查来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是涉及到所谓的确实严重违反禁止性法律法规,比如在宾馆里拍摄获取的开房证据(这个确实是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这类证据从真实性的角度认定,确实是真实,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对社会的秩序或者对人的基本尊严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这类情况不能通过合法性审查。在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购买侵权产品,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设备,有些是侵权方本身也知道侵权所以有所防范,不能通过公开的途径获得。这时候采取一些假的购买方来获得的证据本身,在我们司法审查中对这类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是从宽的。所以说法官在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不能过于理想化,而要充分考虑当前的现实情况,包括社会大多数人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解、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取证能力、举证难易程度、个案中对当事人双方权益均衡保护等因素,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需要常识思维,不能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对于确实难以通过合法性审查的证据,可在该证据价值与所牺牲的价值之间进行冷静的权衡。


        关于公证证据中涉及到有关电子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这类证据当事人确实会提出很多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原则上异议方必须提出必要的证据,而不仅仅是通过言辞反驳来否定证据的证明力。谢谢大家。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合法性的问题真是越讨论越多,姚庭长刚才列举了不少实务中的例子。接下来有请西南政法大学著名教授邓宏光教授。


        邓宏光(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对于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我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交流。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关于我们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与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问题。从刑诉法“毒树之果”提出以后,以及到国际条约再到国内刑诉法的修改等等来看,实际上我们在强调一切能够还原案件事实的都能够作为证据的同时,又应当把握适当的例外。


        第二,我们再来看体系化的解读。在体系化的解读中,刑事上对证据的要求肯定要比民事上要高一些。刑事上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经历了一些变化的过程。我们国家在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或者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处罚的公约。这个公约引发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的几次变化之后,我们注意到54条专门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因此从刑诉角度来说,非法证据主要是针对刑讯逼供以及与其类似的,如威胁、利诱、欺骗方面的证据。但是刑诉法强调的是直接的证据。对于因为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获得的线索来源,根据这个线索来源,再次发现的相关证据,能不能得到采信,似乎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是被采信的。当然即便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里,也有很多相应的排除的例外。比如说关于发现必然发现情况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等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刑事里,对于我们权利人或者犯罪人的人权特别保障的基础上我们排除的都是针对非常违法的情况。在中国,非常违法的情况延伸出来的第二次的证据可能还是可以使用的,这是体系化的解读。对应过来,对于民诉法来说,相应的证据取得手段可能还是比较宽容的。因为民事诉讼中涉及此类情形相对来说关乎到人身自由安全生命这方面相对少一些,这是体系化里的问题。


        第三,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蒋庭长分析了关于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最高法院张文武与陈志雄合同纠纷案(【2015】民提字212号案件)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对比较多的阐释。该案广东高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是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录制的录音。根据法复(1995)2号,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及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中认为虽然以前有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精神是:第一,能够客观反映双方相关事实,而且与本案密切相关的证据应当被采用;第二,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如果说本身没有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那么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这涉及到所谓的录制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严重侵害他人权益。刚才姚兵兵庭长提到如果是在宾馆中录制的话可能会侵害个人的隐私。这个案件他们的谈话没有在宾馆房间,是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在宾馆中,是不是公共场所,还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区域,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细化。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电子证据合法性的审查方面来说,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宽容的。因为我们采用科技的方式来还原事实,来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难度,这应该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趋势,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要采取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在面对当事人取证难的情形下,应采取鼓励、宽容以及支持权利人的态度。谢谢。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邓教授刚才体系化分析了刑民证据的判断的不同的标准,也从微观的角度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了他的观点,现在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朱文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商标及不正当竞争审判庭法官):


        刚才听了蒋庭长的发言,其中提到了几个问题,我们在审判实践中都遇到过。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域外证据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在很多的专利侵权案件中都会涉及到现有技术抗辩问题,例如现有技术抗辩中出现的域外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或图片中包含了产品设计或者产品特征。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互联网上的电子证据,只要是庭审中可以通过上网核实的,尽量采取上网核实的方式,在证据形式上不需要当事人另行进行公证转递,当然如果涉及必须提交案外人主体资质方面的证据,例如合法来源抗辩中的来源主体是域外当事人的情形,证据形式上仍然需要通过公证转递的方式予以完善。但是,上述强调的仅仅可上网核实的电子证据从证据形式上可以不需要公证转递,但涉及到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及证明力的问题,仍然需要结合发布网站的公信力等因素综合考虑,并非只要通过上网核实一个环节即可认定其为真实合法。


        第二个是中国大陆地区无法登录的网站,需要“翻墙”取得电子证据(通过代理服务器)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建议是当事人到中国大陆地区以外通过公证保全的方式上网取证,然后通过公证转递方式举证;例如需要举证GOOGLE搜索的内容,需要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进行。


        第三个是关于telnet软件取证的问题,在广东高院的相关案件处理后,广知院也受理了使用该软件取证的案件,在磊若软件公司诉广州易江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36号)中,广知院认为,Telnet是Internet远程登录服务的标准协议和主要方式,Telnet以TCP链接的方式建立本地计算机与远程主机之间的连接,然后将用户从本地计算机输入的信息传送到远程计算机,同时也能将远程主机的相应输出结果通过TCP链接的方式返回并呈现在本地计算机屏幕上。从取证原理及过程看,Telnet取证方法并未真正登录目标服务器,该取证方式并不会严重损害被告的利益,且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取证方法亦不属于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因此Telnet取证所获得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该证据具有合法性。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朱文彬法官对于我们讨论的域外证据认定等问题,谈了他们在实践中的思考和做法。


        邓宏光(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我问一个问题,如果用我们第三方存证的技术,到境外拍照取证,形成的证据是到境内才打印出来的,那么由此形成的证据到底属于在境内形成还是在境外形成?


        朱文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商标及不正当竞争审判庭法官):


        我们处理过时间戳的案子。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时间戳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去做的,用户自己去实行取证的过程。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域外做的,不是在国内做的,我们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个转递的过程。假如能够在国内再做一次,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有些证据可能已经灭失了,在国外做的时候是当时形成的,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王晓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


        使用翻墙软件取证是否合法,应该说是一个有着比较大争议的问题。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要考量利益衡量。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翻墙软件举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权益,是知识产权权益,是财产权,其相对应的是国家的公法法益,一般情况下,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私法中财产权益不能通过违法来获得,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如侵害了法律必须保护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才可能可虑维护私权益,这种也往往是在司法中变通实现或通过立法的改变来实现。所以判决这类案件的时候我们要慎重考虑这种私权利和公法法益的冲突如何取舍。二是考虑可替代性问题。这种取证方式是否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是不可替代的,即不采取这种方式权益便不能够得到保护,才可考虑启动利益衡量模式处置。如果可替代的话,事实上这种可以通过境外取证取得,成本也不很高。那么采取的这种危害公法管理秩序方式的方式不一定可取,而且法院认可其合法性,会在社会上产生不适当的司法导向,导致违法行为大量发生。我觉得在处理这类案件应该要重点考虑这两个方面。


        陈惠珍(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谢谢王庭长。王庭长提出的两个视角是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的特别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互动环节结束,这一专题在大家的配合下顺利结束,谢谢。




        来源:知产力-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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